不久前，一家公立医院一位科室主任因税务问题被查。事发后，他把过去三年来每月2万元“顾问费”——一共70多万元——全部退给了跟他合作多年的民营医院M医院。
这些远高于本职收入的钱，不过是科主任转介病人的部分报酬。
此外，每“介绍”一位患者，M医院还会把病人消费单价的一部分，按照一定比例（通常是20%~40%）给科主任提成。
从公立医院的科室里“买”患者，是这家民营医院最稳定、也最危险的命脉，更是一些民营医院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则。这些所谓的转介、介绍，沾上金钱的影子，就褪去了医疗协作的外衣，露出了买卖病人的内核。
而M医院，看似流水金额庞大，但日常50%以上的收入都会用于从公立医院里买病人。
这场延续多年的交易，也没有因为科室主任被查、退费后而结束。科室里的其他医生，依然在悄悄向M医院输送病人。为了分散税务风险，双方约定：提成不直接打到医生本人的卡上，而是汇入他们亲朋好友名下的账户。
医院买到了病人，医生获得了收益。但隐匿的风险直接转嫁到了M医院的法务头上。
M医院的法务李青这样告诉《健闻咨询》：“医院每个月将近百万的资金打到毫无关系的私人账户上，税务一查，一定会暴露。”
风险越积越多，但民营医院无法停下饮鸩止渴的冒险。
另一位民营医院的管理者苏明也向《健闻咨询》表示，高峰时，他们医院80%的住院病人都从公立医院购买而来，一旦切断获客途径，医院同样是死。
这只是高投入、低回报的中国民营医院们，为生存、追逐眼前利益而剑走偏锋的一角。
买卖病人带来的医保挤占、药耗票折背后税务风险、以及失控的医疗服务质量，在近两年反腐、合规高压之下，犹如巨大的冰山，逐渐浮出了水面。
花一半收入买病人，只赚5%
外地病人通常是“买卖病人”的首选目标。
这是因为随着医保数据监管越来越严，“本地患者若在公立医院住几天院后，转到私立医院继续住院，会直接被市医保局的大数据模型当场抓出来，但外地患者就不一样了。”苏明告诉《健闻咨询》，一来，外地患者不太懂当地的一些潜规则；二来，外地病人的属地医保检查手段少、跨地执法成本高，因此被查出违规的风险低一些。
从事法务工作的李青透露，民营医院从公立医院获客的方式有两种：
一种是合规渠道，价格不菲。与公立医院签订医联体协议后，先每年支付几千万元的品牌费，后续若专家到民营医院多点执业，带来病人、或吸引来更多病人，民营医院再支付均次几千元不等的诊疗费用分成；
一种是专家个人“合作”的灰色渠道，灵活很多。通常民营医院会与专家个人签订劳务协议，并支付每月2~3万元咨询费用。相应地，专家个人会允许民营医院的市场人员进入科室拉客，事成后，民营医院给专家一定比例的客单价费用作为提成。
“在一些大医院的重点科室，民营医院都有一对一的市场专员，专门服务那个科室，帮助科主任把患者‘引荐’过来。”李青说。
苏明向《健闻咨询》举了个例子。
一位外地患者，在一线城市的大三甲医院2~3天完成手术，花费1万元。理想情况下，出院后，患者回到家中或本地医院进行康复，但现实中，患者及家属往往有些犹豫。
此时，作为主管医生的科主任向患者推荐去附近的民营医院，成功率自然很高。协议在身的医生们会用一些话术引导患者前往民营医院，一种常见的话术是：“医院没有床位了，或要排很久的队，但你可以到某某医院去，这是我的合作医院，我会定期过去查房。”
在灰色渠道中，推高客单价、让转到民营医院的患者花更多钱，是医生和民营医院共同的目标。
患者一旦进入到民营医院开始术后康复等，住院的时间单位就从几天变成了几十天，康复费用少则三四万元，多则十几万元。
李青说，以前公立医院不是没制止过这种行为，一度警告过这些“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”的医生不要太过火。但时代变化，公立医院的态度这两年“突然微妙了”。
之前，公立医院收入按项目制计算，病人躺在病床上总比空着挣钱。但DRG施行后，患者住院时间越长越不划算，公立医院开始对病人转出开始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
在买卖病人这件事上，作为卖方的公立医院和作为买方的民营医院，成了利益共同体。
那买来的病人赚钱吗？
苏明告诉《健闻咨询》，看起来这些病人来医院产生的消费金额巨大，但医院最终的净利润只有5%。原因是：“一个病人的花费里，25%会支付给转介的医生，15%给跟随主任上班的民营医院市场专员，民营医院的药耗、设备、人力、运营等成本约占50%~55%。”
这么一算下来，一个病人就只能产生5%的利润了。
业内成立5年以内的民营医院，“买病人”的市场费用要占收入的50~60%；5~10年的成长期医院，比例下降到30~40%；10年以上的医院会下降到20%——这是李青的观察。
成本高昂的医带患，成了这些年行业里人尽皆知的获客渠道。
《健闻咨询》了解到，西部一家民营康复医院的50%~80%的病人都是从公立医院购买而来。尽管风险大，但医院的管理者们仍不愿意切割，担心一折腾“连这5%的利润也没了”。
大专家吸走资金小医生撑不起质量
比起拥挤繁忙的大三甲，用更佳的服务质量、更友好的服务态度，获得更高的客单价，是中国民营医疗的理想故事。
但现实是，买病人已经花掉了昂贵的费用，剩下的运营成本，压根无法建立起一个功能健全的医疗队伍。
李青做过测算，同样是40%的人力成本，民营医院只能养公立医院2/3的人。不仅数量少，而且人员呈现两极化——从外部聘请来的“大专家”吸走了绝大部分的成本资金，其他的职能岗位民营医院只能用最年轻、性价比最高的低年资医生。
另一位曾在民营医院从事管理工作的张力也说，民营医院常见的科室配置是：一位来自公立医院的资深主任，零星几位高年资的副主任医、主治医、住院医，最多的是高校应届毕业生。
这种“大鱼+小虾米”的人才梯队，一旦折射在临床上，很容易演变成医疗临床的一二级防线层层失守。
原因很简单：在公立医院内，这位资深大专家（通常是科主任）一般只负责关键决策，诸如病案文书等由手下的主治医生等负责，同时，他的背后往往配备有高水平的护理、院感、质控、检查检验等支持团队。
这些，很多民营医院无力搭建。
在那里，没什么经验的年轻医生们不熟悉病历文书，或因没受过专业训练糊弄应付；缺乏行政支持的团队，病案管理者经常身兼医务、医保、科研教学等多个职务且专业能力有限，质控形同虚设……一道道防线失守后，种种问题不可能在民营医院内部暴露，并且修正。
据张力列举，许多在一线公立医院几乎不可能发生的、荒谬的常识性错误——诸如，无资质的影像科医生看不出骨折延误患者病情；病案记录漏洞百出，常有“为男士切除子宫附件”“为女士切除前列腺”“超声报告显示，某已切除阑尾的患者，阑尾回声、形态良好”“为放弃抢救的患者实施某种有创抢救”等——这些不像这个年代的错误，依旧在当今的民营医院里频繁发生。
不仅没有临床的支持团队，在一些民营医院，甚至也没有靠谱的医技团队支持。
苏明说，他不敢保证其所在医院的医技人员会保质保量完成检查检验。
在公立医院里，主治医生和护理支持团队会包揽术前的三查七对和术后管理，主刀医生需将主要精力用于完成手术，但民营医院没有这样的生态支持。
有民营医院花了高价，请来了知名大专家来开手术，专家到了甚至不敢上台做手术，“因为专家知道，护理和支持团队跟不上，病人会死在病床上。”苏明说。
苏明曾组织讨论完善内部质控，但管理团队十分犹豫，因为投入质量控制于直接提高营收无益，“医院习惯了市场获利为主，当下买病人是最重要的，大家似乎并不在乎质量”。
当团队漏洞百出，再遇上临床层层失守，系统的崩溃就是一瞬间。
李青向《健闻咨询》讲述了曾经历的一个极端案例：一位患者死在手术台上后，家属在维权时发现，主刀医生没有在医院里具备多点执业、执刀四级手术的资质。
李青坦言，民营医院选择合作专家的标准是：有意愿、职称过得去、能带来病人，除此之外并不做过多审查。
张力对这个案例并不意外。他补充道，“有的患者冲着大专家的名号而来，但真正上台手术的，可能是他的学生。”
因此，每当出现医疗纠纷，多数民营医院的第一选择往往是赶紧赔钱、息事宁人，因为“我们根本拿不出证据证明我们做对了或者我们没有做对，这些风险告知不全的知情同意书上、前后逻辑矛盾的病例根本无法还原事实”。
张力更知道，无论事实是利于医院，还是利于患者，一旦走司法程序，那些漏洞百出的病案只会再次成为医院的“罪供”。
谁先引爆这颗雷？
危险的“病人买卖”一直在所有人的心照不宣下，数年里安静运行着。但近两年，医疗反腐的扩展面越来越广，在多部门联合扫射下，合规，越来越攸关生死。
对野蛮生长的民营医院来说，向前一步，更激进地逐利推业务，很可能会因合规风险而暴雷。
民营医院管理者们的焦虑值直线飙升。李青感觉到，最近两年，税务查医院越来越勤。如前所述的大专家们的顾问费、提成随时可能被穿透，“自国家卫健委发文规范医生的讲课费、顾问费，税务对知名专家的筛查力度明显加大了，各部门在追溯协议讲课费收入来源时，很容易清查到我们。”
“自国家定调把反贪腐作为推动医改的核心抓手后，税务、医保、卫健、市监、药监等几乎所有部门都在以响应号召为自己的己任。”一家口腔医院工作人员告诉《健闻咨询》，市场监管部门在检查他们的收费定价、价格公示问题时，甚至顺手查了把医保。
药耗返点，也是民营医院的税务大雷。
通常，民营医院会将大额返点会留在合作流通商的账上，后续由流通商协助采购；或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在医院的保险柜里；或是做个抽屉账，走单价100万，实付80万，李青说，“税务检查频次越来越高，以上种种，一旦被盯上，有口难辨”。
民营医院手法魔高一尺，医保部门则道高十丈。
一位知情人士告诉《健闻咨询》，日常监管中，某地方医保会让医院每月自行上报上缴一定金额的违规收入；若结余压力大，他们还会有季度、半年的专项检查。
苏明向《健闻咨询》介绍，医院买卖异地就医病人，就是看准了异地就医的参保地执法成本高，但“带着每年要追回飞检成本三倍的资金”的KPI和最强技术的国家医保飞检并不受限，“账户一拉通，异常一览无遗，违规所得不仅会被罚没，而且还要交罚款”。
此外，若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不接受赔偿安抚，医院糟糕的医疗质量就会暴露在卫健视野下。前述极端案例里的患者家属，至今仍在坚持不懈地维权。
向前一步是悬崖，那向后一步，剔除灰色收入、靠卖优质医疗服务呢？
李青尝试过扭转医院日益下滑的医疗质量，多招一些优质的人手。结果一旦这么做，人力成本就会超支。
更辛酸的是，就算有决心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行业里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李青做过许多行业交流、外部咨询，结果大家都很茫然、无从下手，“头部的民营医院尚且如此，其他医院的实际情况可想而知”。
这里也不得不提及过去十年的背景，在政策的利好下，带着赚大钱乐观预期的民营资本跨界在各地投入几十上百亿建医院。已然支出的巨大投入，使赚钱、回本、盈利成了很多民营医院里唯一的头号任务。
张力回忆，一头扎进来之后，才体会到民营医疗是多么弱势。“民营医疗从一起步就偏离了预设轨道，最初规划医院时想建在人流量大的市中心，但那里已有公立医院，卫健不可能批准，于是退而求其次只能到一些新建城区”。
看似投入巨大，但资金主要流向了门面工程。
大专家是医院的活招牌，这些大专家不仅要高薪资，还会要求购买质子加速器等先进设备，以及一定金额的科研投入。“这些专家的附加条件也带走了大量资金，但医院的总业务预算不会增加，那就只能减少其他投入”。
医院一旦筹建起来，想赚钱、退出的股东们就鞭打快牛。医院必须挣钱，而且今年必须超过去年，明年必须超过比今年。
“综合类民营医院10年之内几乎不可能实现盈亏平衡，但股东们不可能接受十年甚至更长的投资周期。于是医院只能不断提高财务目标，一线人员的动作就会愈发变形，一切都朝着市场、渠道狂奔。”张力说，这是现实。
民营医院5%的收入来自非医疗收入，15%来自药耗，80%来自医疗服务，其中大部分是医保病人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客单价降低、合规风险拉高、灰色利润空间被步步挤压是必然，尽管如此，但放弃药耗收入和医带患模式 “可能会死得更快”——这是张力最终的看法。
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，2025年，中国有近千家民营医院倒闭。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创始会长郝德明估算，约四成民营医院尚可维持正常运营，约四成处于“低效运营、艰难求生”的濒死状态，经营状况良好的仅占一成左右。
悬崖之上，习惯了供养专家、买卖病人、套取医保的尚存者该何以为继？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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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闻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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